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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敦煌壁画是佛教艺术的璀璨明珠,而飞天则是敦煌壁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时期,印度佛教中的飞天形象传入唐朝。 此时的壁画艺术达到了最高水平,也是敦煌佛教艺术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 飞天以其优雅灵动的造型深受人们的推崇,成为佛教艺术的象征和中华文化的经典符号。 体现了中华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审美理念。
1、追溯飞天形象,体验佛教文化
佛教于公元67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经西域传入我国中原洛阳地区。 这是我国佛教东传最早的准确记载。 大量佛教艺术题材随着佛经的传播来到中原。 中原大陆也建有寺庙、石窟。 飞天题材是众多雕塑、壁画等艺术表现形式之一。
在佛教出现之前的古印度时期,有非常丰富的民间信仰和宗教,比如早期婆罗门教中的诸神和民间神话中的诸神。 后来佛教兴起和流行的过程中,为了丰富自己的教义和理论体系,它根据自己的教义需要,将古印度神话和其他宗教中的这些神祇等许多元素重新整理成佛教自己的教义。 。
《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石桥南路,有景行尼祠,太监等太监亦立于此。有金像车,离地三尺,宝盖,金光。”四面垂钟七珠,飞乐,望云。”
这就是北魏杨洁篪描述的景行泥寺的“飞乐”。 这段记载被认为是宗教典籍以外最早对“飞”的记载。 “飞天”一词最早出现在汉译佛经中的《普要经四卷·高车尼岁麻品十三周年》中,由高僧朱达摩护于道光二年翻译。西晋永嘉:
“菩萨已舍国,威严无边,自言:我欲出家,以寂静为目标,显威严礼节,行山山水止。天知其心,剑飞天,帝释佛,归隐。”
这段故事讲述了释迦牟尼皇帝知道释迦牟尼出家的愿望,于是命侍从送来剃须刀,为释迦牟尼受戒。 但经文中的“飞天”二字,并没有表明它的作用,也没有表明它与音乐有关。
然而,东晋时期西拉米扎所译的《大灌顶经六十卷》中,音乐与《飞天》有着非常明确的联系:“震旦国人民的葬法:庄重器物,金器以银宝雕车,飞仙以为庄重,鼓鼓钟声,以歌颂,以作哀乐。” 从此,《飞天》在许多汉译佛经中与音乐融为一体。 歌与舞是相通的。
2、佛教飞佛传入中国,民族文化相得益彰。
唐朝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社会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局面,制度文明创新,国富民强,经济社会空前发展,农业手工业和手工业蓬勃发展。商业贸易进步和发展,文化艺术因而全面发展,直接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为唐朝的封建鼎盛时期奠定了基础。
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原,我国飞天形象也随着佛教东传而开始形成、发展和演变。 飞天原是古印度神话中的神,在佛教创立之初就被纳入佛教体系。 因此,飞天在佛教创立地有着不同的形象,而且飞天在佛教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飞天的风格也不再受到太多礼制的束缚。 因此,这为飞天所在地区的地域差异和民族特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唐朝统治者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活跃、密切,僧商往来频繁,佛教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寺庙经济和僧道生活均得到以皇室为首的上层统治者的支持。 受到优厚稳定的待遇,形成特殊的经济地位。 由于唐朝宽容的宗教政策,唐朝皇帝对佛教青睐有加,使得佛教在唐朝极为兴盛。 发掘了大量寺庙、石窟。
敦煌现存壁画、佛像洞窟492个,其中近一半为唐代所建。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找到唐代文化的精髓,还可以领略佛教文化的独特魅力。 飞天作为佛教文化的代表,展示了辉煌的唐文化和佛教文化。 置身于敦煌莫高窟,我们仿佛穿越回了唐朝,亲身体验了那个时代的繁华。 此外,敦煌莫高窟的飞天还展示了唐代独特的服饰文化,造型丰富精美。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开放明晰的文化政策、繁荣的社会、高度发达的经济,都为飞天在唐朝的本土化提供了有利的机遇。
这也证明,对于外来的印度佛教,中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的角度和角度接受了符合自己需要的中国式外来宗教。 在民族文化差异的碰撞下,玉人褪去了飞翔的翅膀,逐渐飞入了佛教的飞天; 飞天也脱下了衣服,不再属于印度佛教中的紧那罗,而是转化为中华民族。 特色飞天。
陈寅恪在《李唐猜后记》中提到:“李唐之所以崛起、兴盛,是因为他们吸取了塞外蛮族的鲜血,注入中原腐朽的躯体中。”文化。”
可见,唐帝国有着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开放的政策和大胆开放的社会风俗。 于是,帝王贵族们不再推崇魏晋柔弱纤细的美,而是开始推崇能文能武、刚健豪放的美。 上层贵族倡导的“胡风”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户外活动。 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 妇女可以参与政治、接受教育、拥有更加独立的婚姻、并被允许进行社交活动和体育运动。
从此,飞天的形状摆脱了佛教中的一些束缚。 飞天形象大面积裸露身体,将女性曼妙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与当时唐朝开放、明确的文化政策是一致的。 同时,当时的壁画家除了强调佛教文化外,还大胆发挥想象力,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创作出雍容华贵、灵动轻盈的飞天形象。
这些飞神有着丰满圆润的身躯和精致的面容。 她们身着纱锦裙,在石窟壁画上载歌载舞。 具有明显的唐代人物特征。 这种造型特征的出现,正是因为唐代的雍容华贵,才使得飞天形象在脱离佛陀之后,具有了更加独立的审美价值,将人间的繁华与美好带入了庄严之中。和庄严的佛教世界。 。
唐代,封建势力鼎盛,民族观念开明,各民族相互融合,文化交流频繁。 唐代艺术融合了各民族的特点。 唐太宗在位期间,为了缓解民族矛盾,以宽泛包容的民族政策妥善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
正是因为唐王对各民族的包容,唐朝才经历了高度的民族融合。 当时的长安是丝绸之路的终点站,各民族、各国的风土人情竞相争艳,充满了开放和自由。 中国艺术文化在唐代迎来了辉煌的成熟时期。
在大量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并未动摇。 而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给中华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开阔了中原人民的视野,让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 这些新元素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了唐代的方方面面,对绘画、书法、诗歌、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的影响使唐代的艺术大放异彩。
唐代敦煌壁画展现了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 虽然近代西安的唐代遗迹不多,但在距西安一千多公里的地方,我们依然可以追踪到唐代的遗迹。 敦煌莫高窟不仅展示了唐代独特精美的服饰,也展示了当时独特的风土人情。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敦煌壁画中看到当时民族融合的和谐趋势。
唐代时期,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对敦煌飞天造型的演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充分体现了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艺术表现。 它是印度文化、多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碰撞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这是极其重要的。 佛教艺术东传中原地区,对中原人民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印度佛教中夜叉形象的塑造,对唐代飞女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飞天发展到唐代,吸收了印度、西域、中原的特点,成为兼容多种文化的综合体,呈现出多民族的特征。 飞天不仅是对女性身体之美的追求,更承载着人们对佛教极乐世界的向往和对虚幻空间的奇思妙想。 飞天不同的造型、身体所表达的各种民族舞蹈风格、飞天手中的各种民族乐器,都成为了独具中国艺术特色的美,向我们展示了各民族大融合所赋予的时代特征。在佛教世界里。
三、飞天形象本土化,时代特征闪耀
在李唐王朝统治的近三百年中,崇尚佛教的唐朝统治者在敦煌开凿了200多个佛教石窟。 至今保存完好的236个佛窟已成为敦煌石窟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是敦煌佛教艺术最辉煌的舞台。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自古以来,人们重华轻夷,我同样爱他们,所以他们的子孙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依赖我。”
所以,印度飞天和西域飞天的影子此时已经在敦煌飞天的影像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敦煌飞天形象已进入成熟阶段,完全成为瑰丽多彩的中国风格飞天。 其艺术形象达到了飞天艺术形象诞生以来最完美的阶段。
此时的画家在塑造飞天形象的过程中,把线条的表现放在首位,色彩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绚丽华贵。 此时的飞天最能体现时代特征。 唐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生活都呈现出繁荣的氛围,这一时期的飞天亦是如此; 唐末,飞天也随着前期国力的衰落,失去了气势和姿态。 愉快的心情和积极的精神。
盛唐时期的飞天形象,不仅体现了开放、明确的文化政策,也体现了大海的包容性。 它沿袭了初唐的传统,向我们展示了唐朝顽强的生命力。 盛唐时期,敦煌飞天融合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孕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精髓,展现出精美的飞天形象,达到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飞天形象不仅种类丰富,而且绘画技法也更加精湛。 整体体形呈现“S”形,显得格外雍容华贵,增强了人物的敏捷性,飞翔的动作跃然纸上。 整个形象除了体现出灵动感之外,还显得更加细腻、摇曳、情绪化。 同时,细节更加突出,细化到人物的五官、服装线条、面部表情。
中唐的飞天形象不仅继承了盛唐的风格,而且尊重了这一时期凤飞的艺术形式。 此时,飞天的表情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白皙柔和的肤色,让她看起来更加慈悲祥和。 在绘画技法上,他也一改以往的墨白描法,采用白线勾勒,从而创造出雄浑有力、清新淡雅、和谐统一、虚实明快的新形式。
晚唐飞天形象中,淡雅庄重的色彩风格逐渐取代了前期的富丽华贵,曼妙丰腴的体态也逐渐转为清瘦古朴。 在西方佛教极乐世界,他们或聚集在洞窟顶上,或聚集在佛盖周围,或穿梭在茫茫云海中,或行走在茫茫薄雾中,或吹笛鼓鼓。或弹琴笙,或陪舞,或挥手撒花……
然而,这里的飞天的表情和姿势,却都是悲伤的。 他们的表情从兴致盎然,变成了平静忧郁。 他们早已失去了唐朝鼎盛时期的昂扬精神和开朗模样。 这一时期飞天的表情、手势和色彩技法,反映了晚唐国家衰弱、社会动荡、人民起义的社会现状,以及敦煌人民受压迫的社会现状。吐蕃异族的统治,表达了对佛陀回归唐朝的悲痛之情。
结论
唐朝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丰富,对外来文化包容发展。 这一时期的绘画发展迅速,其绘画具有不受束缚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审美风格。 中国画从此进入了成熟期。 许多研究中国敦煌艺术的学者认为,飞天形象在唐代达到鼎盛,《五代当风》和唐代绘画对飞天形象影响较大。 中原艺术影响了佛教艺术的发展。 两种艺术有着共同的特点,共同发展。
参考
《洛阳伽蓝记》
《大灌顶经》
《普要经》
《李唐家族猜测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