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大雨，还打雷，我特别怕你们不能来，都快急死了

蒋杰199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 他一直活跃在中国当代实验艺术的前沿。 （欧阳明/蒋杰工作室提供）

小暑过后，武汉下了一场又一场大雨。 7月8日，在联合美术馆江杰个展《球场之间》开幕式上，主人公江杰发表了坦诚而感性的演讲，“今天下大雨，还有打雷，我特别怕你来不了了。我快要焦虑死了。” 我很高兴现在见到你们，其中很多人都是我多年未见的好朋友，感谢你们的到来。”

台下嘉宾的名字都很出名：栗宪庭、贾方舟、张晓刚、王广义、向京、展望、毛焰、陈冠中、凯伦·史密斯、西川、徐志远、陈张良……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

距离上一次个展“超过一吨半”已经过去近十年了，江杰再次展出自己的作品有些紧张。 开幕式结束后，首批观众给出了积极反馈：张晓刚认为“效果非常震撼”； 向京与江姐相识近30年，对江姐的创作非常了解，称她“看到了很多惊喜”；艺术史学家、策展人凯伦·史密斯则认为江姐对于形式的操控非常熟练，但真正让每种形式如此强大的是她对材料的选择——展示了她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对艺术的智慧和敏感度。

“投球之间”展览现场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晨/图）

一个巨大的世界末日寓言

“投球之间”的作品并不是雕塑中常见的具象形式，而是一些“写意的物体”。 蒋杰在创作时受到了美国抽象画家马克·罗斯科的作品的启发，“罗斯科的画就是几种颜色，看起来特别抽象，但比具象的作品更感人、更震撼，你能感受到色彩来自他们。重量。” 蒋杰说道。

策展人崔灿灿认为，雕塑作为媒介的抽象过程尤其困难。 它与绘画、书法不同。 不管它的形状如何，它都会产生一个实际的物体。 因此，如何利用材料、突出什么样的材料，就成为江杰必须面对的命题。

与展览同名的《球场之间》是2023年的新作，由五件悬挂雕塑组成。 蒋杰选择了触手可及且非常轻的材料：纸粘土、木棍、竹棍、纱布、塑料珍珠等，建造出可随时建造、可临时改变、可重复摧毁的颤抖结构。 人们对雕塑的稳定、坚固的印象有很大不同。 江杰并不追求那种永恒的纪念性雕塑形式。

制作过程也很随意。 如果感觉不对，就会被“点击”，有时如果整个事情感觉不对，就会全部“点击”，推翻重做。 江杰很享受这种“点击感”——类似于绘画中的写生，快速记录即时的感受。 传统雕塑材料扎实，工序复杂——架架、抹泥、翻模……周期长。 “那种方式是一个特别大的限制，我试图突破这个限制。对我来说，技术不再是问题。如何打破规则，颠覆以往的经验，打造出我想要的东西，才是关键。”

据媒体人鞠白宇介绍，江姐的创作一直是情感与逻辑的统一，“我在《球场之间》感受到的仍然是强烈的身体感，它会调动我太多的记忆和情感。” 由轻质材料制成的部件对我来说仍然感觉很重。”

张晓刚感受到江杰作品中散发出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生命的内部，“这些生命体，就像动物的骨头一样，上面有一些小花和很多细节，有的材质比较女性化，是一种‘艺术生物学的感觉。 有对比鲜明的语言，穿插着残忍和神秘。 整件事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世界末日寓言。”

向京认为，《投间》中有太多的细节和不确定性——一颗珠子系在弹簧上，或者落在一根线上。 这个机会会影响观众的感官和感受。 它揭示了生与死之间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以我对江姐的了解，她一定是一边思考一边做事，这样的工作其实风险很大，因为这需要太多的天赋。但她的气场，她的自然和纯真，却让她能够做到这一点。”一种非常直接的制作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位经验丰富的艺术家抛弃文化、观念和艺术史，勇敢地释放自己的感性，恢复她原有的天赋和生命体的基本动力，是了不起的。”

蒋洁作品中营造出的暧昧、似是而非、摇摆不定的氛围，与她近年来对很多问题的思考高度契合。 她看到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和认知带来的颠覆性变化。 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不断更新，有时甚至推翻了以前验证的结论。 再比如媒体信息的可信度——随着网络媒体、自媒体的发展，如果你还像以前一样相信网络信息，“你每天都会有被骗的感觉”。

“一切固体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江姐觉得这句话概括的很准确，“世界不再是黑白的，而是进入了灰度和模糊的状态。当一切都变得模糊的时候，你会思考更多——是过去的经验和模式还适用吗？如何重构？

2023年7月8日，武汉和美术馆，开幕式后蒋杰与嘉宾一起举着蜡烛观看作品《玮》（蒋杰工作室提供）

特别的“微”感

江姐平时喜欢用一个词——“很微妙的感觉”，这种微妙的感觉贯穿在她的新作品中。

《这就是戏剧》中的三件睡衣高4.5米，悬挂在空间的尽头。 睡衣是日常用品，但是超大的睡衣却让人感觉很奇怪。 “三”这个数字也让人浮想联翩——通常酒店的睡衣都是单人或双人的。 当三件睡衣同时出现时，就有戏了。

《一切对我来说都变成寓言》中葫芦的原型来自于大理的一家古玩店。 不是通常的椭圆形，而是曾经拉伸和收缩的东西，就像泄了气的气球，就像人体器官——就像女人的乳房和子宫。 “其实我的整个创作都和具象的东西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虽然不是以具象、写实的形式呈现，但它包含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 蒋杰说道。

《玮》长达10米的作品，让人想起《千里江山》中连绵的山脉，也像一道留下疤痕的伤口。 背后的气息和力量，来自于紧张的筋脉。

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示这件超长的作品？ 在尝试了多种方案后，江杰最终决定将它倒挂在一个全黑的展厅里，与天花板融为一体，就像多年来生长的裂缝一样。 观众只能在有限的蜡烛光源下探索，而且必须分批进入，一次最多10人，以保证观看时有安静的感觉。

这是一种古典的观看方式，类似于观看敦煌石窟或西方古老教堂的壁画。 观者需要手持蜡烛，观看作品随着身体的移动而发生的变化。 崔灿灿表示，“我们这次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回归‘人’的视角，回归聚焦观看，而不是受技术、机器控制的观看。”

崔灿灿策划过很多个展览，这次与江杰的合作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大多数艺术家都习惯从艺术史出发来回应某种观点。我们能否回到个体的立场，从微妙的角度去感受事物的微妙之处？从蒋洁的作品中，我看到只属于她内心的东西。”她抛弃了艺术史赋予的剧本，埋葬了自己和生活。”

《超过一吨半》（江杰工作室提供）

艺术作为动词

1994年江杰的首次个展“临界点”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雕塑1994”系列展览的一部分，参展艺术家包括傅忠旺、隋建国、张永健、詹詹等。 《雕塑1994》被后人视为“中国雕塑领域的实质性转折”——雕塑第一次脱离了大型纪念碑的传统观念，开始注入艺术家的个人观念和自我表达。

凯伦·史密斯认为，《雕塑1994》在那个历史时刻非常重要。 尽管参展者都是雕塑家，但每位艺术家都试图打破雕塑这种相对古老的媒介的模式。 “他们成为第一批探索‘装置艺术’的艺术家，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新的表现形式。”

《临界点》《脆弱的文物》《相对整合》《生命的显现》三部作品，都以婴儿为形象。 其中，《易碎物》将数十个不同姿势的蜡婴悬挂或堆叠在拉伸的透明塑料膜中。 脆弱的生命像物品一样堆积起来，任由他人摆布，引发人们对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基本尊严的思考。

蒋杰放弃了传统雕塑常用的固体材料——铜、铁、钢、木、石，而选择了蜡质材料。 她认为脆蜡与这件作品所传达的破碎感相契合。

“婴儿”形象后来成为江杰艺术创作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长征萧淑贤》中，她把个体的生活带入了历史语境。 作品取材于一位女战士在长征途中将刚出生的婴儿安置在老乡家中，纪念长征母亲们的故事。

2002年，蒋洁带着自己制作的全身婴儿雕塑来到长征路上，向各地征集收养。 收养者在接受作品的同时，必须同意每年的这一天与宝贝作品拍摄全家福。

四川省泸定县肖红刚的家人给领养的“婴儿”取名为“肖淑贤”，并连续20年给江杰寄来了与“肖淑贤”的全家福。 姜杰将这件雕塑、装置和行为艺术作品形容为一座“看不见的纪念碑”——它不再是传统纪念碑的形式，而是在一张全家福中蕴藏着历史记忆和对某个事件的纪念。 在充满传统仪式感的画面中，通过家庭现有人口的生长、衰老和繁衍，将时间延续这一无形的东西形象化。

对于姜杰来说，2014年的大型复合材料雕塑《一吨半以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她认为从这部作品开始，自己真的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

这座长14.5米、重约两吨的巨型雕塑，玻璃纤维表面覆盖着染色棉纱和蕾丝。 用铁钩吊起，挂在展厅顶部。 当你身临其境时，你会感受到一种沉重的下垂感。 人们看到后会问：这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它看起来像男性生殖器，而另一些人则说它是软体动物。

艺术评论家贾方舟形容它是一具巨大的垂死躯体，但仍然充满能量，不容小觑。 “很难想象女性艺术家能创作出如此规模的作品。”

张晓刚将《不止一吨半》视为江杰艺术创作的“一次伟大升华”——虽然其内在逻辑与前作是一致的，但从精神和语言上来说，《不止一吨半》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升级，而“间距之间”是“超过一吨半”的升级。

江杰的创作让张晓刚想起了美国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她也是江杰最喜欢的艺术家。 “她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女性，都是权力型，都是生命型的创造者——生命中有很多密码，不是用知识就能完全解开的，需要你打开感官去感受。”而体验中会有恐怖的感受、死亡的体验、生命的体验、性暗示和宗教意义，我认为江杰的作品有很多意义。”

崔灿灿把与艺术相关的作品分为两种，一种是用艺术作为名词——“我们想要创造艺术”，另一种是用艺术作为动词，艺术是不断变化的。 在江杰看来，毫无疑问，雕塑是一个动词。 “很多艺术家的工作都是为了捍卫什么是雕塑，但对于江杰来说，用什么工具或者媒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一种形式来呈现一种生活，即使是所谓的艺术也不是没那么重要。”

蒋杰工作室（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晨/图）

技能越多，可能性就越多

当鞠白羽第一次见到江姐时，脑海中浮现出“偏若惊红”四个字，“她可能是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艺术家形象——她不张扬，气质却很优越，知性女人的性格，优雅而不沉闷，有一种天生的精致感，美丽对她来说并不是负担。”

有几次他们一起坐在车上，江姐总是让居白玉看看远处夕阳的余辉，或者是一片奇异的云彩，“我看着也没什么，就笑了。” ……感到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用心、用身体生活的人。”

江姐是当时公认的美女校花。 向京记得，1990年她刚进入美院时，江姐就来找她当毕业创作模特。 向京当时激动不已，“她就是我们心中的女神——她最漂亮，最有气质，而且她很会做东西。” 作为对模特的奖励，江姐送了一份小礼物——拍了几张张向景的肖像，用水性颜料画出来，裱在牛皮纸上，“她那时候就是这样，很可爱。” 向京的手机还保留着这份青春的礼物。

向京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很麻木不仁的人，常常表现得沉重而严肃，而江姐则很轻淡，但同时又很细腻、敏感。 “她很聪明，有时候我难过的时候，她会立刻明白过来，马上过来安慰我：‘小妞，怎么了？’ 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她。”

蒋杰对手工制作东西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五六岁时。 当时，他在家里“就地取材”：从被子里挑一点棉花，从棉袄上挑一小块布，从衣服上找出两颗扣子来缝。 制作一个三维娃娃。 在那个玩具匮乏的年代，这项工艺给她和她的朋友们带来了很多乐趣。

14岁进入少年宫系统学习绘画，但蒋杰对色彩特别“麻木不仁”，“天光倒映在湖面上我无法作画，绘画色彩逐渐成为一种色彩”。恐惧，让人非常紧张。”

回想起来，可能是少年宫的老师比较严格，直接把书本上的知识点灌输给学生，比如画《环境色彩》，“那时我才十几岁，没有连环境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环境颜色了。”江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

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蒋杰留校任雕塑系教师。 她在教学中特别注重深入浅出的讲解，给学生很大的自我探索的空间。 在她的工作室里，有一件材料与概念课的学生以苹果为媒介制作的作品《14.5m》，令人印象深刻。 学生们模仿长辈削苹果的行为，用一把很细的木刻刀削苹果。 剥离持续14.5米，不间断。 整个过程被视频记录下来，果皮和果肉被放在玻璃盒子里。 经过长时间的风干和氧化就形成了一件艺术品。 蒋杰认为，这部作品是时间、技术、耐力、专注力等要素的良好结合。

回顾我自己的求学之路，与周围这些孩子的经历是如此不同。 1980年，蒋杰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以下简称“工艺美术学校”）。 与艺术界的“黄埔军校”——中央美术学院和美术学院附中相比——工艺美术学院的水平要低一些。 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观念中，工艺美术不被视为艺术，工艺美术学校的使命是“培养工匠和工艺美术大师”。

江杰因为艺术血统不如别人纯正而自卑，但他的学习兴趣很快弥补了这一损失。 她记得工艺美术学校的课程很多，而且都很有趣：书法、篆刻、石雕、工笔画、泥塑……“14、15岁就是你的年纪。”好学，接受了很多基本功的训练，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代艺术的好处之一就是你掌握的技能越多，跨学科越广，可能性就越多你可以奉献你的作品。” 蒋杰说道。

按照当时的规定，工艺美术学校的毕业生必须在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下属工厂工作两三年后才能继续学习。 蒋杰被分配到北京徽章厂。 那两年，江姐除了复习文化课之外，记忆基本空白。 “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准备逃跑。 那时我就​​很清楚，我仍然想上大学，那是我的理想。”

现在蒋洁每天从市区开车到北郊的工作室。 宽敞明亮的空间是她的精神领地：雕塑、装置、书籍、油画、照片以及来自世界各地二手市场的旧物。 将它们按顺序排列。

名为“心”的雕塑工作室门口写着“禁止入内”。 江杰每次来，都不一定能做点什么。 有时他只是放松——看书，听音乐，或者走到二楼的露台上，可以俯瞰远山的美景和变幻的日落。

从事艺术创作30多年，蒋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艺术实践者。 在她心里，只有梵高、毕加索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艺术家的称号。 “我的目​​标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别人能从我的创作中得到启发，那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至少我的生活过得充实，有意义，有趣，不会太无聊——就够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