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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总人口性别比逐步减少,但各省份和婚龄人口的性别比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动。
性别比是指某一族群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通常以每100名女性对应的男性人数来表示。性别比失衡会对婚恋市场产生压力。
根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性别比为104.8。在31个省份中,广东的性别比最高,达到113.08,其次是海南,为112.86,西藏以110.32排名第三。有两个省份的女性人口多于男性,分别是辽宁和吉林,总人口性别比分别为99.7和99.69。
从各省份来看,生育文化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导致广东和海南的性别比失衡问题较为严重,这一状况仍在持续。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2022年全国人口性别比为104.43。在31个省份中,海南的性别比最高,为113.36,其次是广东,为111.55,排名第三的是西藏,为109.7。此外,河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四个省份的女性人口多于男性,这四个省份也是人口流出较多的地区。
2022年,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9,比2012年下降了0.2。从出生人口的性别结构来看,2021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为108.3,比2012年降低了9.4。这说明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得到改善。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总人口性别比并不能准确反映婚恋市场的状况,因此需要引入婚龄性别比这个指标,即婚姻市场上适婚男女的数量比例。国际上一般认为,正常的婚龄性别比区间在96-105之间。
不过,在确定适婚人口的年龄范围时,不同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曾指出,传统上,婚龄性别比主要以20-30岁这个婚姻活跃期的男性和女性比例来表示。但由于即使一个女性超过生育年龄,仍有可能生育,因此大多数研究者使用15-44岁的男性和女性人口来估算特定婚姻市场的婚龄性别比。
根据《统计年鉴2023》的相关数据,15-44岁年龄段的性别比普遍高于正常区间,且男性人口多于女性。这说明当前的婚姻市场仍然面临较大的挤压压力。
然而,刘中一指出,在实际的婚姻市场中,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可感知的婚配对象数据来调整自己的婚姻观念,而不是依赖于统计数据。因为婚姻市场的择偶过程不同于商品市场,人们无法同时接触到所有可能的伴侣,只能在特定的阶段接触到有限的人选。
在择偶过程中,个体感知到的符合自己择偶标准的婚配对象数量对择偶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一个人感觉自己所在的年龄段距离男性婚配困难更近时,他们对婚龄性别比的失衡感知更为明显,可能会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以适应周围人群的期望,而非自己的期望。
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婚龄性别比和总人口性别比。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性别比失衡问题始于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为108.47,此后逐年上升。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一些省份的性别比甚至长期保持在130以上。
“重男轻女”的观念被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但越来越多的人口学专家认为,性别偏好、胎儿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限制,这三个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现象。
为了应对性别比失衡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国家层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打击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等。
2002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原卫生部、原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明确了禁止进行胎儿性别鉴定,从而拉开了治理性别比失衡的序幕。这项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性别比下降至115.88,较2013年下降了1.72个百分点,是6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人口学家们认为,2014年我国性别比显著下降的原因,应归功于2013年底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这一政策使得部分符合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从而缓解了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中国统计年鉴2022》提供的分年龄段人口性别比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趋势。2021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0-14岁、5-9岁和0-4岁年龄段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4.86、112.96和110.37,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些年龄段人口的出生时间与我国人口政策从独生子女时代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三孩政策逐步放开的历程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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