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天香绕桥:中古中国的琥珀香
澎湃新闻 2022.02.14 08:45
琥珀在古代欧洲就作为装饰品出现。 公元3世纪至11世纪,琥珀转向东方,来到了波西米亚、东欧和中亚,最终在9、10世纪到达了中国的唐、辽时期。
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苏芳树在其《考古艺术史中的玉雕文化》一书中介绍了中国中世纪的琥珀文化,包括收藏的日本奈良正仓院。 唐代琥珀念珠和西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琥珀碓泥。
琥珀与中国香文化
从各种香炉、香具遗存中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香料就已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显着的作用。 当时的香料来自本土和外来的植物或动物。 香料最早传入中国不晚于东汉魏晋时期。 新疆营盘墓葬中发现有从西亚、中亚经陆路进入中国北方的纺织香包(图2)。 其中大部分经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经海路抵达广州和中国东部港口。 从10世纪到13世纪,有关香料的文献急剧增加。 《太平玉兰》列出了42种香料; 12世纪洪楚编着的《香蒲》记载了乳香、龙脑香、麝香的22种混用配方; 但没有提到琥珀。
图2 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绣香包,公元1-3世纪。 《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图515、522。
图2 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绣香包,公元1-3世纪。 《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图515、522。
香具也随之增多,多为陶瓷、金属制成,民间多见于寺庙中。 有的香具制作精良,艺术品味较高,如西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银鎏金球形香包(873年封印)。 河北定州景智寺地宫出土的一件北宋定窑香炉(公元977年),有注明使用“花香”的铭文(图3)。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商店里悬挂的香料标志,生动地描述了北宋都城市民普遍焚香的情景(图4)。 南宋时期,泉州一艘商船上的一份货物清单上列出了4700多斤香料和约2800公斤药材,其中包括龙涎香、乳香,可见当时香料贸易的繁荣。 但仍无琥珀作香。
图3 河北景智寺出土的定窑香炉及炉底墨书,977年前。《定州文物珍品》,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图55。
图3 河北景智寺出土的定窑香炉及炉底墨书,977年前。《定州文物珍品》,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图55。
相对而言,10世纪至12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并不像唐宋社会那样迷恋香料和香。 即便如此,琥珀在当地的宗教葬礼和贵族生活中仍占有明显的地位。 最具代表性的是1983年在内蒙古发现的契丹陈公主及其女婿墓。但有关契丹人使用琥珀的文献并不多。 这应该与游牧民族不注重文字记载有关,也可能与北方并非香料的主要输入地有关。 但还有其他原因吗? 为什么汉人和契丹人对待琥珀的态度如此不同? 契丹人是否像汉族一样认为琥珀只是一种药材,还是认为琥珀也是一种香料呢? 换句话说,波罗的海琥珀同时供应欧洲和契丹是否给两地带来了同样的非药用功能? 契丹人对琥珀的偏爱在多大程度上受地域和民族因素的影响? 契丹文化中大量的琥珀对于研究东西方香料贸易和流通有何意义? 下面的目的是探讨琥珀在契丹文化圈中的香料功能是否可以与西方相比。
唐、宋、辽、金文化中的琥珀
东汉魏晋时期的考古资料表明,琥珀多出现在南方,其原料可能来自云南或缅甸,通常被制成小动物形状的护身符或珠子(图5)。 同时,琥珀因其药用特性而受到重视。 据《六朝史记》记载,刘宋皇帝之所以愿意接受琥珀枕作为礼物,是因为它能治病:“宁州尝琥珀枕,甚美。北伐时,将军们需要琥珀来治疗金疮,大月那天,它被捣碎了,分发给将军们。 北方边疆地区偶尔也出土琥珀,与草原文化氏族有关,如山西寿阳鲜卑贵族舍地惠洛(卒于562年)墓中出土的中央兽形吊坠。
图5 江苏扬州出土的动物形琥珀吊坠,公元前2-1世纪。 《汉广陵国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14。
公元10世纪开始,宋人与契丹人的政权南北齐聚,北方出现了大量的琥珀。 据文献记载,琥珀在公元 10 世纪和 11 世纪的交易最为频繁,有时达到 300 公斤。
后周、北宋朝廷的贡品一般都进献给宫廷,很少直接送给契丹人。 相比之下,考古出土的琥珀制品几乎全部出现在契丹(或北方其他异族)的墓葬和佛塔中。 这一时期的琥珀被佩戴作为护身、辟邪、祛病、道教、佛祖的祭祀供品、个人装饰品、盛放香料的器皿的配饰等。
琥珀在中国的药用功能,从西安何家村唐代地窖金银器上的墨迹即可窥见一斑。 其中一个银盒盒盖内有墨书“琥珀十段”(约211克)和“光明砂(丁砂)二十一两”,用于治疗血液和循环系统疾病(图6)。 唐代医学文献中,有这样一篇关于药用香料治疗的文章:“以蜡纸包裹,装于朱色袋中,小心随身携带,诸恶鬼不敢近。” ”。
图6 西安何家村地窖出土的银盒和盒盖墨书,8世纪。 《大唐春花舞:何家村遗址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图39。
图6 西安何家村地窖出土的银盒和盒盖墨书,8世纪。 《大唐春花舞:何家村遗址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图39。
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有一件辽代金箔多层洛河包。 在夹层中发现了纸片和丝片。 据上述唐代文献记载,里面可能装有香药(图7a)。 有学者认为,唐人模糊了草药、香水、沉香、药材和香料之间的界限。 庆州契丹白塔(建于1049年)出土的锦香囊香料证明,契丹人也继承了唐人的药用香料习惯(图7b)。
图7a 金鸟纹洛荷包(内纸),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 10-11世纪。 松林大漠的贵族骑手:契丹的艺术遗产。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4年,图五:20。
图7b 内蒙古庆州白塔出土的锦香包,距今1049年。 《辽代丝绸》,香港:穆文堂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244.
用琥珀拜佛似乎也始于唐代。 琥珀珠用手温热后会散发出香味。 琥珀念珠是佛教中的稀世珍品,如日本奈良正仓院宝库的例子。 更具历史价值的是西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两块琥珀碓泥(图8a)。 这两件狮形雕刻的光滑造型与早期来自南方的抽象动物形吊坠(见图5)有很大不同,但与保加利亚布德瓦的罗马时期晚期(公元1-2世纪)相似。 ,布德瓦)琥珀雕刻是相似的(图8b)。 两组雕刻风格一致,且两例在唐代独一无二,说明法门寺琥珀碓泥是域外进贡唐朝的稀世珍宝。 正因为狻猊能代表佛,唐懿宗于公元874年将其供奉于法门寺地宫。辽契丹时期,琥珀不断出现在佛教寺庙中。 辽宁北镇辽代贵族耶律教(卒于1053年)墓中出土琥珀卧狮一尊; 庆州白塔还出土一尊琥珀观音像,手持莲蕾舍利瓶,立于柏木筒上(图9)。 此外,庆州白塔还出土了莲花花蕾形状的雕塑。
图8a 西安法门寺出土的琥珀狍泥,距今874年。 《法门寺地宫珍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 86.
图 8b 琥珀 Suanni,出土于保加利亚布德瓦,1-2 世纪。 亚历山大·帕拉韦斯特拉和维拉·克里斯蒂。 琥珀的魔力,图 601。
图9 内蒙古庆州白塔出土的琥珀菩萨,距今1049年。 镀金辉煌:中国辽帝国的宝藏(907—1125)。 纽约:亚洲协会,2006 年,第 14 页。 77,插图68。
契丹人对琥珀的偏爱最突出的证据当属在内蒙古发现的聊城公主(卒于1018年)及其女婿的坟墓。 考古专刊中有11种组合、近2000件饰物,其中大部分是琥珀珠,用于串成项链饰物。 公主和女婿各戴着两条琥珀项链。 较长的那颗由多颗琥珀珠串成,中间点缀着大片不规则形状的琥珀吊坠,均饰有蜿蜒起伏的浅浮雕龙纹。 短的由一串琥珀珠制成,也饰有类似的琥珀吊坠(图10)。 特别添加了心形吊坠和圆柱形吊坠,以配合契丹项链上常见的形状。 公主和女婿都拿着大块不规则的琥珀握手。 表面刻有龙、凤或吉祥鸳鸯图案,手上缠有金链。 公主还戴着琥珀珍珠头饰和耳环,金腰带上挂着几个装有香料的琥珀盒子(图11); 妃子头戴带琥珀柄的银锥,腰带上挂着琥珀盒。 墓中还散落着许多琥珀饰品。 香港梦蝶轩收藏的一盘海棠形琥珀也可以用来放置香料,香料燃烧的热量也会让琥珀散发出松香。
图10 内蒙古辽陈公主墓出土的琥珀项链,1018年以前。《契丹王朝》,北京: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165.
图11 1018年前内蒙古辽陈公主墓出土的琥珀鹅形吊坠盒。《契丹王朝》,北京: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162.
辽代陈公主及其女婿的琥珀吊坠为我们了解契丹人对琥珀药用和香料用途的认识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些小巧玲珑、雕刻精美、形状各异、大小各异、图案各异的挂件盒,是契丹人民独有的艺术品,在汉族或其他文化圈中是没有同时见到的。 在各种造型中,以圆形带盖“透心”挂件盒最为常见。 盖子和底部紧密结合,最大限度地减少香味的蒸发。 一些传世文物似乎留下了有机残留物(图12a)。 穿心盒可以通过中间的小孔用绳子绑在衣服上。 从12世纪黑龙江阿城女真贵族完颜颜墓出土的两个琥珀穿心盒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使用情况(图12b)。 一种系在丝带上,作为腰带装饰,与辽代陈公主及其女婿的做法相同; 另一条系在黄色丝巾的一角。 到了明代,这种穿心盒与存放香料、化妆品的功能关系更为密切。
图12a 有机残留物琥珀吊坠盒,香港梦蝶轩收藏,十一至十二世纪。 松漠贵骑:契丹的艺术遗产。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图12b 12世纪黑龙江阿城完颜颜墓出土的琥珀吊坠盒,内有丝巾。 来自松树和的高贵骑士
沙漠:契丹的艺术遗产。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4,V:33-1。
琥珀在中国也是香料吗?
在史料记载和文物清单之后,我们将尝试分析欧亚大陆东部的契丹王国与西方的古代文化在琥珀的使用上是否有相似之处。 琥珀一直被认为是从西亚、东亚其他地方进口的、专供贵族享用的珍品。 同时,它的驱邪药用功能也得到了一致认可,常被当作吊坠或护身符佩戴,以祛病驱邪。 古代地中海文化经常将琥珀钻成粉末并将其用作药材。 伦敦大英博物馆和纽约利维收藏馆中的罗马时期琥珀雕刻品中都保存有钻孔。 在中国,东汉魏晋时期,也有类似的说法,用琥珀来治病。 六朝至唐朝,随着中亚各国政权的更迭,琥珀开始在北方出现。 虽然琥珀粉末还没有被钻探用作药材,但显然已经被粉碎入药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塞尔维亚新帕扎尔出土的两件琥珀“羊头”和“酒囊”吊坠,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图13a),它类似于心形和圆柱形。上述契丹璎珞中常成对出现的饰物(图13b)。 这对饰物是契丹文化的象征性饰物,材质广泛。 但他们与契丹文化的时空距离相当大,横跨欧亚大草原,相隔1500多年。 尽管它们的传播路线尚不清楚,但它们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能暗示着消失的民族和习俗远距离传播的信息。
图13a 塞尔维亚出土的琥珀羊头和酒袋吊坠,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 亚历山大·帕拉韦斯特拉和维拉·克里斯蒂。 琥珀的魔力,图。 102、263。
图13a 塞尔维亚出土的琥珀羊头和酒袋吊坠,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 亚历山大·帕拉韦斯特拉和维拉·克里斯蒂。 琥珀的魔力,图。 102、263。
罗马帝国的侍女手上拿着的琥珀,被体温加热,散发出香味。 是炎热夏季女性的好朋友。 在契丹墓葬中,琥珀不仅被持有在墓主的手中,而且琥珀还被用于与人体贴身的生活用品,如工具手柄、念珠等。 琥珀常用于罗马贵族神话和信仰的雕塑(图14a、14b); 契丹族供奉的佛像也使用琥珀(见图9)。 同时,罗马和中国北方都用琥珀制作设计精美的香水瓶和香盒(见图11和图12)。 在工艺品方面,两人都充分利用柔和的琥珀,雕刻出复杂、多层次、千变万化的自然形态的饰品,极具艺术性和想象力。
图 14a 琥珀吊坠盒,大英博物馆收藏,意大利,公元前 6-5 世纪。 雕刻琥珀目录。 伦敦:大英博物馆,1966 年,35。
图 14b 琥珀龙纹吊坠盒,正乐阁收藏,香港,十一世纪。 松林大漠的贵族骑手:契丹的艺术遗产。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4,V:23。
琥珀之情东方:契丹艺术文化的辉煌
中国北方琥珀的出现及其相关习俗是其从地中海地区向东延伸的结果。 欧洲和西亚的考古发现表明,琥珀主要从波罗的海向南和向东传播: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000年)南至英国; 青铜时代(约公元前 5 世纪)至南欧; 铁器时代(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3世纪)到古希腊和罗马。 从公元200年开始,即哥特人入侵北欧并封锁南北路线时,罗马对琥珀的使用急剧下降。 公元3世纪至11世纪,琥珀又转向东方,到达波西米亚、东欧和中亚,最终在9世纪和10世纪的唐辽时期抵达中国。 随着12世纪辽朝的灭亡,琥珀同时突然消失。 它于13世纪在普鲁士复兴,并一直流行到19世纪。
琥珀如此受到北方契丹贵族的追捧,着实令人费解。 难道只是因为当时通过北方陆路可以轻易获得大量原材料吗? 还是因为汉人低估了琥珀的价值,轻易将琥珀贡品转移给了北方的契丹人? 还是因为契丹人明白琥珀的棕红色与他们对“紫”色的习俗相匹配,并打算将其与汉人对纯白色软玉的喜爱进行比较? 契丹人可能是通过中亚商人首先认识到琥珀的药用价值,进而欣赏到琥珀的熏香功效。 琥珀经过摩擦或燃烧后是否会散发出松香,或者是否能唤起人们对原始北松林的记忆? 以上等等是不是契丹贵族热衷琥珀的原因呢?
琥珀是全球香料贸易的研究内容之一。 其传播轨迹、数量、功能、持续时间等,如其渐香,可以揭示其用户的迁移、生态、评价等重要方面。 就工艺美术的发展而言,10世纪至12世纪它在中国北方的突然出现和消失,反映了琥珀艺术的传承者(契丹人)的民族根源、权力变迁和最终命运。 契丹人的社会生活、信仰习惯以及与欧亚文化交流的密切关系最终通过琥珀得以呈现。
《以玉为器——考古艺术史中的玉文化》作者:苏方书/宣新代丽娟徐晓东着/上海书画出版社译
(本文授权转载自《炼玉成器——考古艺术史中的玉文化》中的“天香:中古中国的琥珀香”章节,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