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允许二胎还是二孩 全国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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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陈经纶中学，一名刚结束高考的考生抱着前来迎接她的弟弟。新京报记者薛珺摄

专家认为政策效果有限，建议出台个税减免等全国性福利政策，呼吁全面放开生育

8月初，湖北咸宁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为二孩生育提供多项鼓励措施，包括生二孩产假延长至6个月；符合政策二孩就读幼儿园可减免保教费；二孩家庭购房享受补贴，并放宽公积金购房贷款和提取等。

7月，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

更早之前，天津、新疆石河子等地也已出台二孩生育鼓励政策。

延长产假、提供购房补贴、增加生育津贴……全国多地相继出台二孩生育鼓励政策，引发生育问题新一轮热议，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的呼声也再度高涨。

不少观点认为，鼓励政策的背后是对“少子化”的担忧。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从国际经验看，鼓励政策实际效果有限，社会期望不能过高。他同时提醒，虽然鼓励政策短期并不会改变中国的人口形势，但完善配套政策本身，也是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应有之义。

宜昌探索完善企业支持政策

湖北省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一直超前。

2016年1月13日，全面二孩政策施行仅12天，湖北省率先修订地方性条例，通过《关于修改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二孩政策落地。

同年7月，湖北省启动基本生育全程免费服务试点，实行备孕前优生检查、怀孕中产检、住院分娩基本服务费、新生儿体检等全部免费。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表示，该项服务就是为了实施好全面二孩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

记者从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截至目前，生育免费试点已在全省34个县市及鄂州市、宜昌市全面推行。

以宜昌为例，去年7月，该市实行生育免费政策。按照新政，本地市民生二孩住院分娩可最高享受2500元的补贴。政策落地的当月，宜昌市夷陵区丁家坝社区居民赵春花在医院顺产生下二孩，享受了政策补贴。她告诉记者，报销后自己只掏了几百块。

此后，为降低家庭子女教育负担，宜昌市出台文件，对在宜昌接受幼儿教育的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孩子发放保教费补贴。其中，城区每生补贴超过1万元。

宜昌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正在探索完善企业生育支持政策。此前，当地有企业规定，女员工生二孩可享2年产假，另有一家企业直接向生育二孩女员工发放8000元奖励。

奖励背后是“少子化”担忧

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奖励生育政策的背后是官方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担忧。

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披露，2015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0.9，预期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提高到1.4，2030年提高至1.8。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是人口决策重要参考依据。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

“随着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生育年龄后移及人口老龄化加剧，尽管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将有所上升，但提升到人口世代更替生育水平的难度很大。”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中直言。

湖北宜昌长期以来也面临超低生育水平难题。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课题组调研报告《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从2000年开始，宜昌就进入超低生育水平，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72。

从全国范围看，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介绍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时达到2.1，随后开始逐渐下降。从2000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5~1.6之间，属于严重少子化。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

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何在？去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布的“全面二孩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为教育压力和照料压力。

除养育成本攀升外，育龄妇女总人数也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分析指出，我国育龄妇女中20至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育龄妇女人数还将不断减少。

生育观念的变化也是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之一。宋健认为，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但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湖北宜昌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宜昌市长期以来低生育率的特殊现象归因于当地独特的生育文化，“在我们的观念里，不是生得多才好，要考虑家庭实际情况，养得好才行。”

鼓励生育政策效果或有限

鼓励生育真能提高再生育意愿吗？受访专家认为，效果或许有限。

黄文政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极为相似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以韩国为例，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政府担心人口增长过快，曾大力提倡节育。90年代后，随着生育率的不断下降，韩国政府从限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反而一路走低。

“这些东亚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黄文政认为，虽然出台鼓励政策这一做法值得肯定，但鼓励措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微弱，并不会产生太多效果。

但在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看来，各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只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延续。

2015年12月31日关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中央文件，就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

黄匡时指出，全面二孩施行后各地需要陆续完善配套政策，“这是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的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事情。”

学者呼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

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被不少学者视为答案之一。张车伟认为，各地鼓励生育政策没有切中要害，首先要彻底放开，让人们有生育自主权，再看生育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谈得上鼓励生育，然后考虑应该给予怎样的福利，“一边捆着你，一边鼓励你，这有什么意义呢？”

在黄文政看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在此基础上，还需制定全国性的奖励政策。

黄文政指出，人口会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地方政府的财力也远远不够，“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在这个意义上，生娃是国事，而不只是家事。”

黄匡时同样认为，应出台全国性的福利政策，比如个税减免。他建议，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每月对每个孩子和每个老人减免1000元税收。针对孩子的税收减免，夫妻双方共享额度，单亲家庭享受全部额度，而针对老人的税收减免，实际赡养老人的子女享受税收减免。

不仅如此，黄文政认为，单身女性也应平等享有生育权。他强调，这并非鼓励非婚生育，那些有能力和意愿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应公平享受生育权利和福利，不应受到政策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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