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肖阳
10月1日,韦娇回到雅安石棉安孙场镇。 在奇石馆里,他管理着从大渡河捡来的石头。 节假日人很多,他也想给游客讲当年大渡河的故事。
2019年,也就是祖父魏崇德去世30年后,魏郊在祖父扛着红军渡过大渡河的地方开设了一座奇石博物馆。 安顺场位于大渡河畔,盛产奇石,顺流而下至乐山。 他捡起这些石头,用红色文化装饰它们。 来到这里的游客都是奇石圈的“石友”。 通过这些石头,他们可以了解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和石棉风土人情的点点滴滴。
安顺战地红军雕塑
如今的安孙场镇有很大的纪念馆和绿地公园。 公园一角还设计了拍摄位置。 当时使用的机枪和步枪都放置在阵地上,枪口面向大渡河对岸。 路过的游人可以一睹昔日风采。
1935年,红军来到安顺野战时,反动派叫嚣要让红军成为义王惨败的“石达开第二”。 韦蛟说,红军强渡大渡河时,安顺场有77名船工为红军撑船,其中数人在那次战斗中牺牲。
安顺场大渡河沿岸,不少家庭都是船家的后裔。 魏娇说,红军的故事在这里广为流传。 只是时过境迁,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们是当年船夫的后裔了。
伟娇
在安顺战场,红军将“夷王惨场”改为“红军胜利场”,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道路。 很多人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却不知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那些平凡却伟大的红军和造船工人的故事。 韦蛟认为,传承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小故事,似乎是他作为船家传人的责任和使命。
被迫渡过大渡河
77名船工冒着生命危险开船
下班后,魏娇经常回到安顺场,沿着大渡河散步。 他也会想知道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他从祖父和父亲那里听到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也亲自追寻。 然而,没有亲身经历,想象仍然是想象。
安顺大渡河场边
在他的印象中,大渡河周围的地形和以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河道比现在宽一些。
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是我祖父韦崇德最先讲述的。 那时,他还很年轻,还很无知。 他无法理解或记住。 1993年,他4岁时,祖父去世了。 后来,他的父亲给他讲了这些故事。 他的父亲不像他的祖父那样善于表达,也不怎么谈论那段历史。 他讲得最多的是解放后父亲随爷爷去北京做什么活动,认识了哪些人。
魏崇德(右二)参加红一师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时合影(受访者提供)
当他听到这些故事时,他对祖父也没有了印象。 在课本上,我们还了解到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涉案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爷爷。
小时候,韦娇总是很好奇。 他经常翻箱倒柜,从祖父锁着的柜子里翻出奖牌和其他东西。 后来他还看到了祖父的口述资料,这些资料都是由祖父口授,并由当地人记录、整理、修改,并得到当时许多老船夫的证实。 经过拼凑,他完成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和祖父韦崇德当船夫的故事。
这件事发生在他祖父22岁的时候。 1935年,魏崇德还在地主义和家做长工。 渡江当天一早,反动派就给了张诒和十支枪和一批子弹,并要求张诒和集结人员,帮助抗击红军。 张诒和让卫崇德去找人。 魏崇德在口述材料中称,他知道自己一回到张家就要去打红军,所以就跑到杨家躲了起来。
从安顺场向大渡河对面望去,可以看到一座碉堡,是当地为了恢复当时的情况而修建的。 事实上,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河对岸就有3个碉堡。 据魏崇德口述,战斗是在上午九、十点钟开始的。 红军向反动派猛烈开火,摧毁了三个碉堡中的两个。 红军的登陆点就在重建的碉堡下方。
大渡河和重建的碉堡
韦蛟说,从前,那里有一条小溪,红军就沿着那条小溪走。 红军渡河那天,他的祖父躲在登陆点下游,双方都接触不到的地方,查看情况。 第二个红军船夫过来后,就跟着船到了河对岸,然后帮红军撑船。
当时,韦崇德和弟弟韦成仁都去帮助红军划船。 自从母亲去世后,他们是当地魏家仅存的血脉。 当时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家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魏崇德(受访者提供)
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场战斗的结果。 一旦失败,他们的家族血脉就会在当地断绝。 他们只知道反动派在压迫他们。 因此,当反动派要求他们武装起来,与红军作战时,他们愿意帮助红军。
红军去世后,船夫们又生活在反动派的压迫之下。 那些为红军撑船的人纷纷逃跑,有的躲起来,有的走开。 那场战斗中翻船身亡的几个船夫,他们不敢告诉,也不敢寻找。
红军渡过大渡河,向泸定进发,带路的人就是韦焦的爷爷。 韦娇说,这些事情都是父母结婚后才知道的,他们也聊过。 这些老船夫中,有4人还参加了红军。
红军和船夫
一个红色的故事流传下来
“如果你下不了决心,你就不能这样做,如果你害怕死亡,你就不能这样做。”
在魏娇的印象中,祖父曾为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当过船夫而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多次访问北京。 当时的红军老团长还送给祖父和一起进京的三个老船夫一件军大衣。
这件外套很厚,现在有三四件羽绒服那么重。 老人非常喜欢。 冬天,老人会穿着军大衣带他到处玩,给他买糖果,坐下来给当地的孩子讲过去的故事。
魏崇德(左二)与当年的当地人、船夫正在整理口述历史资料(受访者提供)
韦蛟对爷爷的感情,藏在心里却又难以表达。 一方面,老人去世早,他对祖父的个人印象很少; 另一方面,当地的人都认识这个老船夫。 这些人有威望,都是英雄,但他们都过着低调而平凡的生活。 他只说他爷爷很有表现力,经常会讲那些故事。 老人说这些话,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当船夫的事迹。 但我希望人们能够记住那里发生的战斗,记住红军,记住那些为红军划船的船夫。
离开安顺昌和石棉后,人们才明白,红军是强行渡过大渡河的。 他们站在红军长征的伟大航程上,明白了什么是长征。 但说到具体,这件事里有活生生的人物,还有很多可追溯的小故事。 并不像书中那样笼统。 让后人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韦蛟说,这是他作为船家后代的责任和使命。 收集和保存能够反映当时情况的数据很重要。 “我只是通过信息和与老一辈的交谈才了解到这些事情。”
当年,韦崇德在世的时候,就希望韦郊能够当兵。 然而,因为家人的青睐,韦蛟最终没能进入军营,这成为了他的遗憾。 现在,他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上四年级,小的一个上学前班。
基本上每周都有孩子来安顺场。 他会给孩子们讲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以及曾祖父当船夫的故事。 孩子们去安顺场,就去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我去过很多次了,对里面的每一个小东西都很熟悉。
韦蛟表示,从小给孩子们讲这个故事,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故事以及故事中隐藏的精神传承下去。 他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经历过的人的后代将无法记住这些事情,很多事情会慢慢被遗忘。 在韦娇的记忆中,爷爷告诉他,无论能力如何,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对于孩子们,魏娇也希望他们能够敢于拼搏,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这些故事的影响下,韦娇的两个孩子不用教就知道如何行军礼,并且经常学会步调一致地走路。 他只是想,等孩子们长大了,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也希望孩子们能够进入军营。
安顺场作为红色教育基地,处于红色旅游线上。 “9.5”泸定地震后,通往泸定的道路受损,游客数量大不如前,但仍有游客慕名而来。 需要向导的时候,魏娇也会充当向导,带游客去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地方。
他会告诉游客,强行渡过大渡河并不容易,特别是红军和船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向前冲。 说到这里,他会感叹,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用老一辈的鲜血换来的。
没有人会忘记
大渡河沿岸的故事将永垂不朽
他们没有忘记大渡河沿岸的故事,也没有忘记见证这场战斗的红军和红军子孙。 当红一师庆祝成立50周年和60周年时,魏娇的父亲陪着祖父来到了北京。
1990年,率领17名战士强渡大渡河的红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去世。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分为三份,其中一份撒入大渡河。 当时,孙继先撒骨灰的地方还是一条普通的河岸。 现在,附近建了一个公园,并在孙继先的骨灰撒放处立了一座纪念碑。 清明节期间,韦娇会献花并带着孩子过来。
红军渡大渡河纪念碑
孩子们虽然年纪小,但都明白他的用意。 他们还会说:“我的曾祖父当年是个老船夫”。
后来,那些红军战士的后代也来到了安顺昌,看望了老船夫的后代。 他们向魏蛟等船工后代表示,这些老船工敢于为红军撑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老一辈人没有忘记这些事情,他们也没有忘记。 革命期间建立的这些联系应该作为后代继续下去。 韦蛟说,每当听到这句话,他都会为自己的祖父感到骄傲,为自己是船家的后代而感到自豪。
安孙场附近地区珍稀石材资源丰富。 沿着大渡河一直下到乐山,当地出产一种石头,叫“葡萄石”。 魏娇说,“葡萄石”很好卖。 他赚到的第一笔钱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 他从大渡河里捡了两块石头,卖了50元。 从那时起,他开始接触石头。
在当地,这些石头是一笔很好的贸易。 不过,现在还在做石材生意的,主要集中在他店所在的那条街上。 除了“奇石”之外,他还在石头上描绘红色文化,还制作了各种石制品。 这是他工作之余的兴趣,他也想借此向更多人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 而这也是他祖父一直想做的事情。
如今,安顺场已换了面貌,规模也大了很多。 以前以务农为生的村民现在可以就近打工,享受旅游餐。 当时,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司令部指挥楼旧址位于安孙场镇老街。
指挥大楼
是一座清末三层碉楼建筑,木结构石墙,山式屋顶,小青瓦。 现场歌舞剧《安顺记忆》在指挥楼前上演。 大渡河沿岸,人们以另一种形式再现了那段历史。
韦娇说,爷爷过去对他也有期望。 他也想成为像他祖父那样的英雄,但他没能达到这个要求。 如今,他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有自己长远的爱好,有一儿一女,家庭和睦。 至于爷爷希望把大渡河和船家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他也在继续这样做。
他说,自己的志向并不远大,就是老老实实做事,继续传承大渡河的故事和精神。 “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